魏则西事件后,互联网公司外部环境已逆转

魏则西事件后,互联网公司外部环境已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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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王云辉

对整个中国互联网行业来讲,魏则西事件,都是一个值得高度警惕的风向标。

这个事件意味着,中国互联网产业的公众形象与社会价值,已经走到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

我有一些运营商的朋友,经常怀念很多年前,那个通信业刚刚普及阶段的日子。

在那个时候,谁家里能装一部电话,都是有钱或有权,在亲戚朋友中都倍有面子的大事。为了装上电话,买个寻呼机,大家不管费用多贵,都要都求爹爹告奶奶,师傅上门更是好烟好酒伺候着,只求用上电话。

在那个时候,通信行业还走在整个社会生产力与时尚的最前沿,运营商是最让人眼红的工作单位,甚至比政府还吃香。

很多年之后,整个行业如今已一片消沉。电话费天天降,用户依然天天骂娘;基层通信员工更是“工作没有最苦,只有更苦,工资没有最低,只有更低”,大批优秀人才持续流失。

这个变化是如何发生的?

事实上,通信业一直是那个通信业,而且一直在发展,为社会提供的服务在不断提升,整个通信行业的产业规模,也一直在不断增长。

30年前,第一部模拟手机都还没有开通,中国只有不到1%的人能使用固定电话,安装和使用一部电话甚至要花上万元;20年前,腰上别一个BP机还是有钱人的炫富标志;10年前,苹果还没有推出iPhone,大部分人还都在使用没有任何APP的功能手机;今天,我们只要每个月几十元甚至几元钱,就可以通过手机畅游互联网。

但这依然无法改变政府、公众乃至于对通信业的印象不断下滑。

形势改变的关键在于,在通信业市场化的前半程,它是以一个创新者的角色进入市场,它解决了人们过去无论花多少钱都无法解决的问题:比如与天涯海角的亲人取得实时联络。

这个时候,它是稀缺的,而且提供的价值是超出用户预期的,甚至附加了诸如用户提升身份面子这样的很多隐形价值。

所以,即使价格高昂,甚至需要初装费、长途费、漫游费等各种开支,市场仍然供不应求。

但随着通信全面普及,成为像水、电、气一样的社会基础服务之后,通信业提供的服务,逐渐无法满足公众的预期增长,通信业的公众形象,也由创新价值的提供者,悄然转变为公众价值的剥削者。

而此前的快速发展,导致通信行业的大量环节缺少足够的监督与管理,导致内部与外部的投机者依仗创新优势,对市场价值的极尽索取,也造成各种乱象,并引发用户离心和政府监管与治贪的介入,这也加剧了这个关键的转变。

形势就此逆转。

如今,即使同样1元钱获得的通信服务,已经十倍甚至百倍于当年,也已经无法令公众满意,而整个行业即使通过规模化经营和管理优化,实现盈利的持续增长,但从业者也再难以获得当年的职业荣誉感与成就感。

二、

而现在,互联网也正在面临同样的窘境。

如同通信业的发展早期,在过去几十年里,互联网也一直被视作最先进的生产力,以及公众利益的代言人。

这个形象来源于几个方面:

1、互联网足够新,足够酷,足够时尚。

2、摩尔定律带来的计算力提升与计算成本下降,互联网是最大的受益者之一。换句话来说,互联网分享了硬件技术发展的红利。

3、互联网的核心本质,是信息的无限复制与分发。这让它具备传统行业无法具备的优势:几乎为零的边际成本,进而以更低的价格,替代了各个传统产业中的信息价值。

4、由于互联网初创期的知识分享环境,为其贴上了“免费、自由、分享”的标签,而长期以来,大量的互联网公司,面向公众的业务都是免费的,甚至在很多公众眼里,互联网成为了免费的代名词。

但互联网公司也是商业公司,也是要赚钱的。对用户免费了,赚的钱从哪里来?

互联网自身的价值,其实是有两个组成部分:一部分是它通过信息处理能力,新创造出来的传统产业没有的价值;一部分则是它替代传统产业获得的价值。

互联网说,这就是我的“颠覆式创新”,我用更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取代了旧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重构了整个价值体系。

但在事实上,这并非事实的全部。

其中一些“颠覆”,是生产关系优化带来的合理颠覆,比如电子商务,它们是通过减少信息传递的中间环节,降低用户获得产品与服务的成本,来实现自身的价值。

也有一些“颠覆”,却是变相的劫掠,比如传统媒体投入3名记者,耗时1个月完成的一篇深度报道,可能会被抄袭者在短短1个小时内传遍网络;开发者耗时数月甚至数年调研和筹备成熟的新模式,投入数百万、数千万费用研发的新技术新产品,也可能在短短数日内被人全盘破解复制。

这些价值,被以更低甚至免费的价格提供给公众,换来流量后以广告等其他方式实现变现。

这就像马匪张麻子,从地主黄四郎家里抢了100个大洋,自已留下了30个,把70个分给了穷人。

但无论哪种方式,它的核心逻辑都是,以传统产业丧失价值为代价,获取互联网自身的价值提升,而且前者的损失,远远大于后者所得。

羊毛出在猪身上,本质就在于此。

但用户并不会考虑这些。他们看到的,只是微信免费用,支付宝免费用,百度搜索免费用,什么都可以免费用,不再需要买报纸和杂志,就能够阅读到各种新闻,不需要付费就可以玩上新游戏,听上音乐,看上视频……

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

三、

问题在于,无论“颠覆式创新”还是“劫掠式发展”,它的快速增长都是有天花板的。

闯王不可能永不纳粮,除非他要的是你的人,烧死了所有的黄四郎,张麻子也会就变成新的黄四郎。

经过多年发展,能够替代的价值已经被替代得差不多了,即使没有被替代的,传统产业自身也已经在进行互联网化改造,信息价值的势能落差,已经越来越小,颠覆式创新的变革红利已经逐渐殆尽。

简单来说,无论“颠覆 ”还是劫掠,传统产业能被互联网抢夺和替代的价值,已经越来越少了。

这时,我们看到了什么样的情况?

1、伴随着所有的企业都已经互联网化,互联网不再是创新的先锋,而是也逐渐转变成为公众的基础服务。人工智能、大数据、机器人等新兴产业,已经逐渐取代互联网,成为新的先进生产力代名词。

2、互联网对传统产业的劫掠式成长模式已经逐渐走到尽头,多年劫掠的后遗症也逐渐显现,各个领域的反弹力量逐渐积蓄成型。

3、互联网公司,尤其是一些巨头,自身的利益获取模式也逐渐固化,已经形成“习惯的傲慢”,尤其是在监管、立法、产业环境未及时跟进的情况下,甚至演变为各种灰色地带,甚至为求利益不择手段。导致曾经为公众认同的价值获取方式,逐渐变得不被认可,甚至成为“人性之恶”。

以竞价排名和莆田系为例,当医院要为用户点击一次关键词付数百元甚至上千元时,正规的医疗机构已经被变相逐出市场,互联网搜索的经济来源,也自然由对传统产业的“颠覆式创新”,变成了洗劫公众的共犯同谋。

4、为了维持自身发展,自身规模基数越来越大的互联网公司,也不得不采用更粗暴或更强力的手段方式,来获得更多的收入与利润,但在缺乏创新红利的情况下,这些收入与利润的增长,需要在更深更广的层面,触动的传统产业利益乃至公众利益。

在魏则西事件爆发后,很多人都在分析百度为什么成为众矢之的;有认为其罪有应得的;有认为其为莆田系、为国家扛锅的;有认为其为历史还债的;有认为互联网监管甚至顶层设计不够的,不一而足。

但如果放到整个产业的大环境下观察,我们其实可以发现,类似的情况已经远远不是孤例。

比如淘宝遭遇的“十月围城”,比如滴滴和优步遭遇的司机罢工,比如互联网金融遭遇极其严厉清理整治,等等。

虽然凭借强大的PR能力,以及各种善后手段,作为个体的互联网企业一次又一次趟过危机,但对整个行业来讲,产业的外部环境形势已经逆转。

在政府、公众和行业谈及互联网公司时,他们的态度已经变得暧昧,出现分化。甚至在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中,也已经出现看似轻描淡写,但其实态度严厉的警告词句。

其实,互联网还是那个互联网,仍在进化,变得更好。

但正如当年的通信业一样,它也将面临一个创新者完成快速成长之后的窘境:在整个社会生态中,它正在由张麻子,变成黄四郎。

正如《乌合之众》所言,公众是现实而且善变的。当你能为他们带来价值,你就是英雄;而当你的价值不复存在,或对他们的价值有害,英雄也会被他们遗弃,甚至亲手送上断头台。

在新的形势下,以怎样的方式创新,以怎样的方式获取价值,以怎样的方式承担社会责任,这将是每一个互联网从业者,都必须深思的问题。

怎么变,各看领悟,各凭本事,各随机缘。

但反正,不变是肯定不行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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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会买一个最贵的kindle?

谁会买一个最贵的kind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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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波波夫

kindle无疑是革命性的产品,它是电子品,却创造出近似印刷品的阅读效果,它免去了用户买书的奔波,也给予了传统书店最沉重的一击。在中国,kindle是亚马逊为数不多的亮点所在。

美国《时代》周刊新近评选出的史上最伟大的50款电子产品已经向kindle致敬过了。但是,正如这种致敬所带有的“回头看”的纪念性质,kindle所掀起的阅读革命的高潮可能早已过去。

1、硬件迭代是一场假面舞会

亚马逊新近发布的kindle oasis被诸多测评稿件冠以各种史上之最:最薄、最轻、最特别,配置参数足以让硬件发烧们尖叫,当然还得搭配引人注目的价格——2399元,这也是史上最贵的一款kindle。如oasis所含的绿洲之意,在kindle家族中这必然是一个稀有品,它的使用者必然只是售价499元的kindle用户的一个零头。

遗憾的是,如同智能手机的升级已经无法给人制造意外感一样,kindle最初以电子墨水屏代替液晶屏的技术惊喜已经过去,此后推出的历次迭代产品,虽然历经触摸屏、重力感、非对称设计应等外观到内存、分辨率的升级,包括kindle oasis,都没能给用户创造革命性的迭代感受。

这种强化硬件价值的做法,似乎与当下国内火热的“硬件免费-服务收费”背道而驰,显得格格不入。的确,从小米手环、到乐视电视,硬件的价格一降再降,甚至以低于成本价销售,而kindle,在过去三年玩起了行业的逆行,不断发布更高更贵的版本。而kindle在中国市场的总销量却一直没有公开透露。

全球电子书阅读器市场已经连年萎缩,从2011年的2320万出货量,到2015年下滑到780万台。据statista预测,2016年这一数据将继续下滑到710万台。尽管kindle占据了全球电子阅读器近70%到市场份额,但它依然无法扭转行业颓势。

2、电子书为何没能干掉纸书

电子书阅读器销量缩水的背后,是全球范围内电子书增长的乏力。

2010年,《数字化生存》作者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曾经预言,再过五年,纸书将消失。显然,预言跳票了。过去五年,电子书并未势如破竹干掉纸书。虽然书店像多米诺骨牌般接连倒闭,以至于成了需要政府和慈善家供养的濒危商业物种,但是纸书市场却依然生机勃勃,只不过销售主渠道从传统书店变成了电商平台。

电子书最初对纸书建立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价格上,当时,马逊出售的五大出版公司的电子书,都要补贴4-5美元,才能维持9.9美元/本的定价,通过补贴,Kindle电子书店才建立起与纸质书的低价竞争优势。如今,在美国市场,亚马逊平台上销售的许多电子书和纸书的价格几乎持平,这也是导致电子书销量增长乏力的重要原因。

在中国,kindle则遭遇了更多本地特色问题。在新书首发市场,国内类似中信等大牌出版社,在出版新书时,几乎都是侧重印刷版,电子版往往要滞后三个月到半年以后才上市,这迫使期望尽快尝新的用户只有继续购买纸书,而电子书的消费需求则被人为抑制。

电子书在中国仍然是小众市场。奥地利咨询顾问公司鲁迪格·威辛巴特发布的2015年全球电子书报告称,电子书目前在中国的渗透率仅在1%左右。包括电子书在内整个移动阅读的市场规模仍然比较迷你。据易观智库发布的《中国移动阅读市场季度监测报告》显示,2015全年中国移动阅读市场规模达到101亿元人民币。

3、最疯狂的重度阅读人群仍然游离在kindle之外

即便kindle的用户人群,也并没有外界猜测的那样高大上。

据亚马逊中国在2015年首度披露的kindle中国用户调查报告显示,年度电子书下载量排名三名的城市分别是:昆明、兰州、乌鲁木齐。

中西部地区省会积聚着相当一部分这样的人群:受过高等教育,但所处城市信息相对沿海要闭塞,特别是新书、心知总是会和北上广有着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差,而kindle的出现满足了长期压抑的求知欲。

但是,相当一部分重度阅读爱好者并没有接受kindle的深度用户。事实上对于真正热爱阅读的人来说,看纸书,也看电子书,对kindle也并没有天生的排斥,问题出在kindle电子书库资源的匮乏上。

一方面,如前所述,新书电子化不及时,一些优质出版社仍然把资源倾向纸书市场,另一方面,存量的经典,除了古典文学类之外,大量社科经典图书,比如商务印书馆的世界名著系列大都难以找到kindle版,这也阻碍了严肃阅读人群特别是专业高知人群对kindle形成黏性。亚马逊中国公布的上述报告也应证了这一推测:用户以13-35岁为主、销售最多的仍然是文学书。

所以说,决定kindle未来的,不仅仅是让人眼花缭乱的硬件升级,更关键的还在于对阅读这件事本身的理解:电子书库存要够大、更新要够快。

尽管我并不打算购入oasis来替换手头正在用的paperwhite 2,但我依然坚持认为oasis是个好产品,值得拥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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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者还在跟风Uber模式?你已经out了

创业者还在跟风Uber模式?你已经out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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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theguardian 编译/阮嘉俊

  Guy Westlake 希望能清洗你的内衣裤、衬衫、被单、裙子和西装,他所开发的 Lavanda 应用于 2 年前在伦敦上线,这款应用可以为你提供无缝、高效、经济的洗衣服务。在用户点击了“洗衣”按钮大约 20 分钟过后,一位来自 Lavanda 的专业人员会出现在用户的家门前,并收集起需要清洗的衣物。Lavanda 会使用洗衣机和干洗设备为用户清洗衣物,并在预设的时间内将衣物归还给用户。在面向兴趣盎然的投资者和记者时,Westlake 表示他们将会成为洗衣界的 Uber。

  接下来所发生的一切让 Uber 模式彻底步入疯狂状态。和淘金热时期一样,每一位参与者都睁大了双眼以免错失任何机会,而移动设备就是他们的铁锹。位于梅菲尔区的会议室充斥着风险资本家的声音,言语间反复重复着同一个句式:这个是外卖界的 Uber,那个是剪发界的 Uber,还有停车服务、杂工服务、清洁服务、信息服务、导游服务、邮寄服务等等。任何服务似乎都适合 Uber 模式,服务提供者要么已经开发出了 Uber 模式,要么处于模式开发的过程。

  按需服务应用会将顾客和服务提供商快速、自动地进行匹配,以促成服务的交易。以 Uber 为例,在以前如果想要实现按需服务,计程车服务提供商的办公室面积至少也要和五角大楼相当。这种模式所兼具的效率以及个体经营者的支撑意味着这项业务可以快速成长,受到启发的效仿者也会纷纷采用这种模式。Deliveroo 是外卖界的 Uber,这家公司主要雇佣骑车者为客户提供送餐服务。在成立 3 年后,这家立足伦敦的公司已经拥有超过 5,000 名骑车者,业务涵盖位于欧洲和亚洲的 60 座城市。

  在这种模式的支持下,我们可以通过手机撬动足以使格兰瑟姆勋爵感到汗颜的劳动力。在这个全新的数字化服务时代,Uber 为我们提供了便捷的乘车服务,这家公司目前的市值已经高达 65 亿美元,覆盖范围达 400 座城市。对于有雄心壮志的创业者而言,这些数字绝对拥有挖掘价值。“在 10 年前,每一个人都希望能打造出符合 Facebook 模式的公司。”Makers Academy 的联合创始人 Jordan Poulton 说道,“现在流行起了 Uber 模式,最大的区别是人们所热衷的模式越来越先进。”

  但我们不难发现,这座金矿的光泽已经大不如前,冰冷的现实一次又一次地打破人们的遐想。Valk Fleet 公司被誉为“快餐界的 Uber”,它专门为 Burger King 等快餐店提供送餐服务。但就在上一个月,Valk Fleet 却申请了破产,这类公司的边际利润实在是太低了。在美国提供送餐服务的 Spoonrocket 也走向了覆灭。尽管按需服务模式的应用非常广泛,但科技博客每周都会报道一些成长乏力,只能通过提供廉价服务苟延残喘的失败案例。据报道,随着美国投资者逐步削减面向按需服务提供商的投资额,这种模式的不确定性愈发明显。

  “我们正在见证着这一切的发生。”《纽约时报》科技专栏作家 Farhad Manjoo 于上月说道,“按需服务模式的美梦即将迎来终结。”他的观点是否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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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vanda 在最初是一个成功典范,在巅峰时期,这家公司拥有 3,000 名客户。但随着问题一个接一个地出现,这家公司最终也难免走上衰退之路,拥有大资金背景的 Zipjet 成功掠夺了 Lavanda 的市场。“面向顾客的服务非常关键。尽管在线召唤计程车的服务还非常深入民心,但洗衣服务却不那么让人兴奋。除非事情出了岔子,否则顾客不会给你提供任何反馈意见。只要我们的出现时间晚上几分钟,顾客便会要求退款,并以社交媒体作为要挟。”Westlake 说道。

  为了满足旺盛的需求,Westlake 需要雇佣数量庞大的劳动者,这就为劳动力过剩的局面设下了铺垫。“过剩劳动力所带来的成本是毁灭性的,想要战胜这个局面,你需要引入昂贵的技术和算法。”他说道。生活在伦敦的风投资本家 Fred Destin 已经向 Deliveroo 投资了数百万美元,他表示这项服务的算法甚至可以预测天气。“如果遇到下雨天,外卖服务的需求会显著上升,但骑行者的数量却会有所下降。”他说道,“但如果我们能预测天气,我们可以提前配置充足的骑行者。但如果下雨天最终没有到来,我们又会碰上劳动力过剩的情况。”

  基础设施的缺乏同样是 Lavanda 需要面对的问题。在刚开始的时候,Westlake 所使用的是工业化的洗衣设备,但这些设备并不适用于数字时代。对此存在顾虑的 Westlake 物色了一个地点,并建立起了一个高科技厂区。“我们成功物色到一个满意的地块,但地主并不同意租赁,只接受购买。”他说道。面临增长压力的 Lavanda 最终未能找到合适的运营方式和地点,因此 Westlake 在上年 9 月份选择了终止业务。

  尽管 Lavanda 的故事最终还是以开心的结局告终(读后文可知),但彻底的失败并不罕见,这类失败会在物质和精神上对创业者造成极为严重的打击。“就像失恋一样。”工程师 Mike Rosam 说道。在 2012 年,他辞去了自己的工作,并创立了一项汽车自驾共享服务,服务群体以旅客为主。FluidCar 可以为旅客提供廉价、智能的自驾服务:在协商得当的情况下,一位旅客可以从日内瓦驱车前往滑雪胜地,然后将车交由其他需要返回日内瓦的旅客。在 2014 年的试运营阶段,这项服务取得了圆满成功。正当 Rosam 希望募集更多资金时,超过 30 位投资者拒绝了他的请求,他所投资的 45,000 英镑也因此而打了水漂。“这项服务就是我的一切,失败的过程当然非常痛苦。”他说道。

  对于任何创业公司而言,实践 Uber 模式的道路都不会一帆风顺。按需服务的模式到底存在哪些缺陷呢?Nesta 被誉为伦敦的创新慈善团体,Stian Westlake(Guy Westlake 的堂兄弟)是这个机构的研究主管。在 Stian 眼中,众多初创公司的失败是疯狂过后的幻灭,这是一个必经阶段。他解释道:“在刚开始的时候,没有人知道新科技到底是什么东西。但随着各种宣传活动愈演愈烈,每个人都坚信自己遇到了一项终将改变世界的新技术,投资者和创业者会争前恐后地加入到其中。但不论如何,最后人们都会察觉事情并不如承诺般美好,然后事态便会逐渐回归理性。”Stian 认为宣传在其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即便这项活动最终将导致事件演变成一场杀戮。“如果没有宣传,没有人会承受风险并发起投资。”他说道。

  但 Stian 也发现了这种模式的固有缺陷:随着利润逐渐被摊薄,平台必然会不惜一切地寻求快速增长。“如果你的目的仅仅是打造一个小规模的平台,你只希望打造出一款足以支撑自己生存的应用,你的遭遇将会如何?”他问道,“在这个所有平台都恨不得能覆盖全球 80 亿人口的世界,人们会怎样看待踏实的目标呢?”

  《你的就是我的:反对共享经济》一书的作者 Tom Slee 也对不顾一切追求成长的方式发表了看法:“事态的发展已经偏离了共享经济的初衷。许多人一生会用到机械钻的时间可能只有 15 分钟,我们为什么不采取相互借用的模式呢?但服务于这种模式的介质,也就是应用,很快就会和共享经济的初衷相背离,因为在整个过程中用户并不需要和其他人打交道。”

  “笼罩着硅谷的就是这种矛盾思维,他们想要打造出一种以社区为导向的服务模式,但同时又想将这种一成不变的模式推广至全球,他们并没有看到其中的矛盾。”Slee 说道。在这种模式下,最大的受害者往往是那些以自由工作者身份接受雇佣的劳动者,他们的薪酬往往非常低廉。Uber 曾经因为雇佣者的身份问题而陷入官司,并最终以 1 亿美元的补偿取得和解。在过去 2 个月中,开普敦、墨尔本和纽约等地的 Uber 司机曾因为车费下调而作出罢工威胁。Uber 认为车费的下调会带来更多的业务量,但司机却表示这个举措会让他们入不敷出。“我们已经成为了这款应用的奴隶。”一位司机直言。

  “需求管理是一个很难的课题,最终的目标是保证业务的灵活性。”Destin 在回应道,“如果司机对此感到不满,公司就会紧张,因为前者是后者的生存基础。”

  随着紧迫感越来越强烈,小部分企业家决意在相反的路径上寻觅机会,他们希望成为各个领域中的“反 Uber 先驱”。来自伦敦的 James Middleton 在一款名为 Street Stream 的应用上投入了 100,000 英镑,这款发布于上一年的应用可以按需提供投递服务。投递人员可以在上面报价,个人以及小型企业用户能够以极低的成本在当地投递物质。“我无意将投递人员视为一种商品。”Middleton 表示,“用户可以通过系统预订自己熟悉或喜欢的投递人员。我们发现用户在面对评价较高的投递人员时,出手往往会比较慷慨。”现在这项业务已经拥有数十名投递人员,每天可以完成 50 个订单。Middleton 还计划推出一款针对落难骑行者的应用,以供陷入轮胎漏气等困境的骑行者在应用上求助。

  在纽约,一名前以色列军方技术人员甚至更进一步,他为 Uber 用户推出了一款“反 Uber”应用。Talmon Marco 的办公室位于曼哈顿的新世贸中心大楼,在一次视频通话中,他展示了一个坐满了人的会议室。“这些全部都是刚加入 Juno 的 Uber 司机。”Marco 说道。在 2010 年,他曾经发布过一款名为 Viber 的应用,以争夺 Skype 的市场。但在 4 年后,他以 9 亿美元的金额将 Viber 出售给一家日本公司。

创业者还在跟风Uber模式?你已经out了

  Marco 是一位野心勃勃的企业家,他计划将 Juno 的办公室设置在世贸大楼的 84 层,他认为这样的设置会让员工以及司机为之一振。Marco 的经营记录让人深刻,拥有的资金也非常充裕,但他会狂妄到以 Uber 作为竞争对手吗?“英国空军特别部队的训示是狭路相逢勇者胜。”他说道。不仅如此,他还坚信即便身处一片竞争白热化的市场,胜利者依然可以优雅地战胜对手。只要专注工作,Juno 司机就不用担心收入,因为他们可以保留 90% 的车费(Uber 只有 80%)。忠诚度最高的司机还会收获股权激励。“这意味着我们获取和保存司机的成本要低了许多。”Marco 表示,“服务质量也会得到提升,这一点对于顾客感知至关重要。这才是正确的经济模式,是一个合乎道德的决策。”

  Middleton 和 Marco 不一定能取得成功。在 Destin 眼里,他所投资的企业中有三分之一都会失败。他表示:“一个勇敢的新世界往往会存在诸多问题,革命总是需要流血。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市场是否合理,以及胜利者是否已经开始涌现。这只是市场成熟的必经阶段,并不意味着按需服务即将消亡。”

  尽管 Rosam 和 Westlake 都缺乏大资金的支持,但他们还是非常乐观。经历了 FluidCar 的失败,Rosam 重新成为了一名工程师,同时也在策划带着一款全新的应用再度创业。“这款新应用也符合按需服务模式,但我不认为它和 Uber 沾边。”他说道。Westlake 已经再次踏上了创业的路途:当意识到一些用户会使用他们的应用整理 Airbnb 出租公寓时,他决定对应用的业务作出调整。现在,Lavanda 已经成为了一家 Airbnb 管理公司。尽管 Westlake 已不再过分关注数据,但每月的利润增长率还是达到 50% 甚至是 100%。“企业的发展正处于上升阶段,我们已经不再是苦苦纠缠在清洗业务的公司。”他说道,“我对此感到非常高兴。”

  文章来源 :theguardian,本文由 TECH2IPO / 创见 阮嘉俊 编译,译文由创见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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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独角兽公司,都有什么共同特点?

美国的独角兽公司,都有什么共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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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Isaac Madan、Shaurya Saluja

  来自沙司塔创投(Shasta Ventures)的Tod Francis和Nikhil Basu Trivedi最近发布了一篇研究报告。报告中分析了25家“独角兽(Unicorn)”B2C公司和7家即将成为“独角兽”的公司在A轮融资时的情况 。关于这些公司,我们找到了一些新的数据,并且对它们的创始人团队做了更多研究——尤其是创始人们的背景,以及我们能从中借鉴的东西。

  注:

  我们的数据来自公共资源,如LinkedIn和CrunchBase,所以无法保证100%的准确和全面。

  数据更新于2015年4月19日。

  公司:

  我们选取了32家Nikhil和Tod研究过的公司(如下图所示),通过CrunchBase和LinkedIn,我们总共确认了78位创始人。

美国的独角兽公司,都有什么共同特点?

图片来自沙司塔创投的Tod Francis和Nikhil Basu

  一开始,我们很好奇哪些投资人参与了早期投资。

  种子轮:

  以下12位投资人参与了这32家公司中2家以上的种子/天使轮融资。

  Y-Combinator

  Ali Partovi

  Amidzad Partners

  Andrew Boszhardt, Jr。

  Cyan Banister

  First Round

  Fritz Lanman

  FundersClub

  Hadi Partovi

  Jason Calacanis

  Scott Banister

  A轮:

  以下18位投资人参与了这32家公司中2家以上的A轮融资。

  SV Angel

  First Round

  Benchmark

  Sequoia Capital

  Accel Partners

  Bessemer Venture Partners

  Canaan Partners

  Greg Yaitanes Greylock Partners

  Keith Rabois Kevin Hartz

  Lowercase Capital Michael Birch

  Shasta Ventures

  Spark Capital

  Union Square Ventures

  董事会成员:

  以下14位拥有这32家公司中2个以上的董事会席位。

  Roelof Botha, Sequoia Capital

  Mary Meeker, KPCB

  Alfred Lin, Sequoia Capital

  Bijan Sabet, Spark Capital

  Bill Gurley, Benchmark

  Bryan Schreier, Sequoia Capital

  Craig Sherman, Meritech

  David Lawee, Google Capital

  Gary Little, Morgenthaler

  John Lilly, Greylock

  Larry Summers, Harvard

  Mark Bailey, DFJ

  Matt Cohler, Benchmark

  Randy Glein, DFJ

  创始人:

  随后我们研究了这些公司的创始人。

  创始人数量

美国的独角兽公司,都有什么共同特点?

  绝大多数的初创团队拥有2至3位创始人。

  本科院校

美国的独角兽公司,都有什么共同特点?

  创始人们本科就读的学校范围很广。其中Stanford(斯坦福大学)人数最多,有6位创始人来自斯坦福。其余产生了多位创始人的大学(如下图所示)大多数是整个初创团队的母校。例如来自Wharton(沃顿商学院)的4位创始人创立了Warby Parker。值得注意的是,位于Santa Monica的New Roads High School(新路高中)也在名单上——两位Lyft(原Zimride)的创始人是这里的高中同学。

  就读专业

美国的独角兽公司,都有什么共同特点?

  最多的6个本科专业中,每个专业都产生了至少2位创始人。这些专业分别是Computer Science(计算机科学),Economics(经济),Business(商科),History(历史),Electrical Engineering(电子工程),以及Product/Industrial Design(产品/工业设计)。在所有的专业中,我们发现绝大多数属于非技术专业。

  最高学历

美国的独角兽公司,都有什么共同特点?

  这些B2C独角兽公司的创始人们大多没有选择获取更高的学历,而选择了工作经验,这点在下文中会提到。

  年龄&工作经验

美国的独角兽公司,都有什么共同特点?

  通过他们的LinkedIn主页,我们研究了每一位创始人的工作年限和年龄。当然了,这个方法只限于那些在LinkedIn上更新了工作和教育经历的创始人们,而且可靠性存疑。用这个方法,我们可以推算出创始人们在创业时的年龄。

  平均的工作经验是6年,标准差6年。创业时的平均年龄是29岁,标准差6岁。

  下图显示了工作经历时长的分布,这些数字被四舍五入到了最近的整数年,而负值表示这位创始人在学校时就已经开始创业。同时,异常值没有被舍去。

  我们的数据显示有4位创始人在校时就开始创业(对应图中的-1和0年工作经验)。不过这并不代表他们中途退学了。

  行业经验

美国的独角兽公司,都有什么共同特点?

  很大一部分创始人们在创业前曾在科技公司工作,而其他的行业有风险投资、管理咨询、以及金融。以下是有2位以上创始人曾经就职的领域。

  技能

美国的独角兽公司,都有什么共同特点?

  创始人们拥有敏锐的产品技能和直觉——LinkedIn上最多的endorsement(技能认可)是user experience(用户体验)和product management(产品管理)——同时也包括其他技术和商业上的能力。以下是15种最普遍的技能,每个都拥有12位以上的创始人。

  名字

美国的独角兽公司,都有什么共同特点?

  纯粹出于兴趣,我们研究了32家“独角兽”公司创始人们的名字。以下就是出现2次以上的名字。

  结论

  以下是我们从这个创始人群体中总结出的一些信息:

  2至3人的创始团队最普遍

  他们就读于各式各样的学校,多数集中于美国排名靠前的大学,其中斯坦福大学最热门

  非技术专业比技术专业更普遍,而且大多数创始人们并未获得本科以上的学历

  他们有平均6年的工作经验,大多数是在软件和IT领域

  创始人们最擅长的能力包括了用户体验、产品管理、电子商务、以及战略合伙

  本文由Isaac Madan和Shaurya Saluja共同完成,所有图表通过Visage制作。Joe Kang整理翻译。

美国的独角兽公司,都有什么共同特点?

(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立场。)

美国怎么打击虚假医药广告?谷歌遭受钓鱼执法

美国怎么打击虚假医药广告?谷歌遭受钓鱼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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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郑峻

美国怎么打击虚假医药广告?谷歌遭受钓鱼执法

谷歌关于滑膜肉瘤治疗的搜索广告,有明确的广告标志

  青年魏则西的不幸病逝,就像又一根雷管,再次引燃了国内公众对虚假医疗网络广告问题积压多年的愤恨火药桶。那么美国又是如何监管和打击虚假网络医疗广告的呢?

  同样在谷歌美国搜索魏则西病症的滑膜肉瘤,会发现谷歌同样也有医疗广告,但却有着更为明显的标识。更为重要的是,与百度标志性的竞价排名相比,谷歌的付费广告并不影响排名。排在前列的始终都是相关百科与官方机构。虽然谷歌的Adwords广告同样是自助服务的,但查询谷歌美国的搜索广告政策可以发现,要在谷歌美国投放药品广告需要获得美国食品与药品监管局(FDA)以及美国药房理事会(NABP)的认证。这意味着只有政府审批的正规网上药店,政府批准的正规药品与治疗,才能在谷歌美国网站投放药品类搜索广告。

  再加上谷歌主动的自动广告过滤机制,在大多数情况下,这可以有效杜绝在谷歌看到虚假医疗广告的可能性。根据谷歌发布的报告,他们去年总计预先屏蔽了7.8亿条违规广告,封杀了21.4万家广告商;其中包括1250万条违规的医疗和药品广告,涉及药品未获批准或者虚假误导性宣传等原因。

美国怎么打击虚假医药广告?谷歌遭受钓鱼执法

美国司法部对谷歌处以5亿美元罚金

      谷歌也曾遭遇钓鱼式执法

  如果将百度和谷歌的对比归结于企业的道德,无疑是最简单却又偷懒的解读。但谷歌为什么能够不作恶,谷歌真的从不作恶吗?如果回顾谷歌在虚假医疗广告问题上的过往,或许会惊奇地发现,谷歌也在这个问题上摔过跟头,并且遭受过严厉的惩罚。但正因为此,谷歌才能始终感受到来自背后的鞭策,不断完善自己的广告审核机制和员工道德准则。

  早在2003年,谷歌就因为网络药品广告问题接到美国国会三个不同委员会的调查质询。2004年7月,就在谷歌上市前一个月,由于美国参议员计划通过两项监管网络药店的法案,谷歌负责全球网络广告的副总裁谢莉尔·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还赶赴首都华盛顿就这一问题作证。现任Facebook COO的她当时声称,谷歌会通过第三方认证服务来严格审核互联网医疗与药品广告。

  但随后发生的系列负面事件显示,尽管谷歌高层早就意识到非法药品广告的问题,但这家全球最大的搜索引擎依然会不时卷入负面消息。2009年爆出的大卫·惠特克(David Whitaker)事件则让谷歌在这一问题上首次形象扫地,让谷歌真正意识到虚假网络广告的危害以及搜索引擎对公众的责任感。同样在那一年,百度也被曝出过虚假医疗广告事件。

  2011年8月,就在谷歌宣布收购摩托罗拉移动的那个月,谷歌与美国司法部就非法网络药店广告一事达成和解,谷歌为此支付了当时企业最高额的企业罚金——5亿美元。在处罚企业违规行为方面,美国政府一向以“心狠手辣”著称。谷歌的罚金记录早已被两家汽车企业打破。2014年,丰田汽车因为隐瞒加速门问题,被迫与美国政府达成12亿美元的和解方案。不过,新的罚金纪录已经毫无疑问属于大众汽车。由于去年年底爆出60万辆柴油车尾气造假,大众汽车最终可能接到美国政府高达180亿美元的罚单。

美国怎么打击虚假医药广告?谷歌遭受钓鱼执法

美国政府与这个假药贩子主导了针对谷歌的钓鱼式执法

  惠特克是一名美国的假药贩子,长期通过网络向美国消费者出售假药,用植物油和蛋白粉伪造生长激素和类固醇药物;售价高达1000美元一瓶的类固醇甚至是不值一文的纯净水。2008年他从墨西哥被引渡回美国之后,面临着至多65年的监禁(当时他已经34岁)。为了立功换取减刑,惠特克向美国联邦调查人员供述,在明知不合法的情况下,谷歌广告销售人员曾经主动帮助他避开谷歌过滤机制,在网上投放假药广告。

  鉴于谷歌良好的公众形象,单凭他的供词显然无法作为有效供词,当时甚至令司法机构也难以相信。于是,不想老死在监狱里的惠特克与美国司法机构配合,完成了美国网络虚假药物广告历史上最著名的一起钓鱼式调查。司法机构为惠特克伪造了新的身份——一家不存在的网络广告公司的CEO杰森·科里恩特(Jason Corriente),试图让这个骗子重演一次怎样与谷歌广告销售人员合作卖假药的全过程,从而取证对谷歌提出诉讼。

  通过每月投放2万美元的广告,惠特克得到了谷歌指定的广告客服代表服务。在数次钓鱼式调查取证过程中,谷歌客服积极帮助惠特克优化、分析、挑选和购买关键词广告,甚至帮助他对自己的网站改头换面,通过暂时去掉首页药品广告和购买按键的途径,伪装成一家医疗信息网站通过谷歌的自动审核机制,然后再恢复购买选择。

  这起钓鱼式执法总计耗费了美国司法机构20万美元,却最终让谷歌付出了5亿美元的天价罚单。为了证明这不是谷歌个别员工的“老鼠屎”行为,美国司法机构指示惠特克分别与谷歌加州、墨西哥以及中国地区的客服代表协作,投放了类固醇药物等相关非法广告,甚至还涉及到严格控制的堕胎药米非司酮和精神类药物。

  《华尔街日报》、《连线》等知名媒体以《这个职业骗子让谷歌赔了5亿美元》的深度报道记录了这起让谷歌颜面扫地的钓鱼式执法。惠特克最终以“重大立功变现”,刑期从最初的65年减到5年时间。虽然他可以不用老死在监狱,但这个假药骗子还要面临高达1000万美元的此前假药受害者的赔偿。

  当时美国检察官彼得·内罗纳(Peter Neronha)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透露,谷歌一些高管清楚非法药店在其网站投放搜索广告的事情。“根据我们审阅的文件以及证人,我们了解到拉里·佩奇(Larry Page)本人也知情。”这一言论显然令人震惊,也给谷歌不作恶的形象带来了严重冲击,但谷歌对此予以坚决否认。

美国怎么打击虚假医药广告?谷歌遭受钓鱼执法

谷歌关于医疗搜索广告的投放政策

      不断完善的医疗广告监管机制

  在互联网普及之后,搜索引擎不仅成为民众获取信息的主要来源,也成为他们寻医问药的重要途径。早在2010年谷歌就预计当年有1亿美国人进行了46亿次医疗健康相关的关键词搜索。当年的美国皮尤调查显示,有高达六成的美国成年人会在网上搜索健康信息,六成的网民认为搜索信息会影响到他们的医疗健康决策。

  由于美国医疗成本高昂,很多没有医保的患者为了降低看病费用,选择通过向国外网上药店购买受到控制的处方药。根据谷歌与司法部达成的和解,从2003年到2009年,谷歌向加拿大及墨西哥的网上药店提供广告支持,帮助他们投放和优化Adwords广告。这不仅帮助他们通过网络面向美国消费者销售药品,也为非法获取处方药及药物滥用带来了可能性。

  从2009年起,美国政府开始加大非法网络医疗广告的调查力度,而谷歌也是从那时候开始不断完善自己的相关广告控制机制。2009年美国FDA下属的药品营销、广告与传播处(DDMAC)致函14家制药公司,认为这些公司投放的药品搜索广告具有误导性,只阐述了相关功效却没有充分披露副作用等风险。

  当年年底,美国FDA协同其他政府机构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联合调查,认定136家网站涉及向美国消费者非法出售未经批准或者错误标示的药物。根据调查结果,FDA随后向这些网站运营者发送警告信,并要求互联网服务提供商以及域名注册商终止相关服务。

  正是从那一年开始,谷歌开始采取诸多措施,阻止网络药店向美国消费者非法销售处方药。2010年开始,所有在谷歌投放药品搜索广告的网络药店都必须获得美国政府颁发的互联网药店执业认证(VIPPS),处方药的网络广告商必须获得美国药房理事会(NABP)的网络广告认证。随后,微软必应和雅虎也在当年6月实施了类似政策。

  根据美国药房理事会在2014年实施的规定,只有同时符合所在地以及销售地相关法规的药品网站才可以注册域名和提供服务,这意味着在其他国家获得许可的网络药店无法向美国消费者出售处方药。在同一年,谷歌宣布成立一个2.5亿美元的专项资金,打击“非法网络药店”,同时提高处方药滥用相关内容的展示度,与合法药店合作共同打击非法药店的营销。

  美国政府打击虚假药品广告的行动还包括了天花乱坠的各种营养保健品广告。2012年6月,FDA下令谷歌封杀美国地区所有提供排毒和蛰合保健产品的广告Adwords帐号,这意味着诸多以“排毒养颜,清除体内重金属”为卖点的保健品将无法在谷歌投放广告。值得一提的是,这次FDA并没有召开听证会,也没有提前或者事后告知这些公司,甚至没有给这些公司一个申诉和解释的机会。

  排毒保健品公司Global Healing Center是谷歌搜索广告的长期合方,每年在谷歌投放数十万美元的收入。由于广告帐号突然被封杀,他们随后一周的销量锐减了25%-30%,一个月内营收损失了7万美元。而谷歌一个月之后才向他们提供了解释,这是因为FDA将所有非处方的蛰合解毒产品都认定为非批准药物,具有“危险的误导性”,可能给消费者身体带来严重伤害,因此要求谷歌封锁所有涉及“重金属排毒”的药品广告。

美国怎么打击虚假医药广告?谷歌遭受钓鱼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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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一半程序员非科班出身,他们咋做到的

美国一半程序员非科班出身,他们咋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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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维金

  美国的程序员交流网站Stack Overflow在去年的开发者调查中想要了解,码农们是否都有大学的计算机专业学位。有26086名程序员参与了这项调查,其中有近一半受访者的答案是,没有学位。

  大量程序员非科班出身的原因有很多方面。一方面,美国大学的学费正日益高涨。私立四年制大学一年学费平均接近4.5万美元,其中还没有包括生活费。另一方面,网上课程和培训班吸引了很多人。有志于成为程序员的人士可以在做中学,而不必“浪费”几年时间去完成大学学业。

  关于非科班出身的程序员,有几点建议可供参考:

  一、闭门造车要不得

  编程时的闭门造车会带来几方面问题:

  1。没有人给你答疑。编程时你会面临许多疑问,但却无法找到人给你答疑解惑。解决这类问题的过程通常需要求助于高级程序员,或是将自己的代码与别人的去对比。

  2。软件评审。大型软件公司都会设置软件评审环节,即让同事之间互相评审对方的代码。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数据显示,代码评审能多发现60%的错误和漏洞。即使你自己干,也需要找人去评阅自己的代码。

  3。与他人一同工作有助于拓展人脉,在职业生涯初期尤其如此。

  目前,国内许多众创空间都在面向小团队乃至个人开放申请。这将会是不错的选择。

  二、多读书,尤其是大学专业内容

  大学培养人才的重要之处是训练基本功和思维方法,而不是让你实际参与工程项目。如果没有上过大学,那么这些方面很可能会有缺失。你可能知道如何根据架构师的设计文档去写代码,但却不知道算法为什么是这样。在实际面试中,笔者还曾发现,有许多非专业出身的人士甚至都不能准确解释,什么是面向对象的编程。而这本应是C++的基础。

  非科班出身的人士需要通过多读书来补充基础知识,无论是离散数学、算法设计,还是软件测试的基本理论。

  另一方面,如果你希望通过网上课程或培训班去学习,那么最好从基础开始学,尤其是在没有编程经验的情况下。

  大企业培养新程序员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自顶向下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应用或框架已经搭好,对程序员的期望是他们直接上手,补足欠缺的部分或是去改漏洞。另一种是自底向上的模式。在大企业中,通常只有新项目才会这样做。这时程序员可以先打基础,随后慢慢入手,从架构设计、代码的顶层设计、细节设计,再到实际编程。

  如果你是非科班出身,希望自己干,那么应当采用自底向上的模式。这将帮你弄清许多基本概念。一上手就接触庞大的代码将会令人摸不着北。

  三、多练习,多做项目

  对新人来说,多参与项目能帮助积累更多经验,有利于未来的职业发展。而如果想要单干,那么所做的项目将成为简历上的主要经历,是对能力的证明。

  个人从事项目最好的选择是开发移动应用。相对于大型软件项目,例如系统软件或企业级应用,移动应用的开发相对简单,很容易出成果,而也会有许多用户提供反馈,相当于免费帮你做测试。移动应用开发使用的语言包括Swift或Objective C(iOS平台)、Java(Android平台),以及C#和VB(Windows平台)等等。此外,Phonegap等通用型技术也可以考虑。

  对个人程序员来说,GitHub是个好工具。GitHub上有许多开源项目可以参与,也有许多其他程序员可以提供帮助。你也可以自己创建软件项目。这一切都是免费的。

  四、职业发展的选择

  非科班出身程序员在找工作时可能会受到局限,因为大公司的招聘中学历是个门槛。许多知名科技公司用大学学历作为条件去过滤求职者。例如,谷歌在招聘初级工程师时就是这样。

  相对来说,一些创业公司更看重个人能力,而非学历。对于需要什么样的程序员,什么样的程序员是够格的,它们有自己的标准。在创业公司里找工作时,你不一定需要有大型软件的成功开发经历,通常只要证明你能开发出用得起来的软件。

  如果觉得自己的能力稍弱,那么还可以考虑软件公司中的QA(质量工程师)职位。QA的工作通常是统计问题,找出趋势,以及建议如何改进。这也是一项程序员的基础能力。而许多公司对QA工程师的招聘门槛要低于软件工程师。

  简而言之,大学学位,或者说计算机专业的学位,并不是成为程序员的必要条件。但如果这类人群希望成为程序员,那么将要在学习和实践方面付出更多的努力。

美国一半程序员非科班出身,他们咋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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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产品如何做到让你欲罢不能?

互联网产品如何做到让你欲罢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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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aeon 编译/陈铮

  当我上网的时候,时常感觉自己就是斯金纳箱子试验中的那只白色鸽子。

  在这个著名的试验中,心理学家与行为科学家斯金纳训练了一只鸽子通过有机玻璃箱获得食物。在某些场景中,鸽子每一次啄箱子都能马上得到食物,在另一些情况下,斯金纳会设置时间间隔,鸽子啄箱子后并不能即时获取食物,比方说隔 60 秒。一旦这个时间段过去了,鸽子再次啄箱子只能等到下一个 60 秒才能获得食物。在这种有规律的时间间隔中鸽子从未完全掌握时机,但是它们能够不断靠近那个准确的间隔。斯金纳进一步调整了时间间隔,在鸽子啄箱子与得到食物之间的间隔变得更加随机,有时候是 60 秒,有时候是 5 秒,50 秒乃至于 200 秒。

  在这种不稳定的情况下,鸽子开始疯狂,它们不停地啄箱子。在长达 14 个小时中鸽子们啄箱子的次数超过 87000 次,但是只有不到 1% 的时间里它们能得到食物。

互联网产品如何做到让你欲罢不能?

  觉得难以理解吗?那就看看斯金纳的鸽子实验在现代人的数字生活中是如何体现的吧。假设有一位名为 Michael 的记者,发邮件和收邮件是他的重要工作组成部分。平均而言,他每 45 分钟就会收到一封新邮件,有时候两封邮件的间隔甚至不到 2 分钟,但另一些时候下一封邮件要过 3 个小时才会到来。这些邮件往来并不都是需要马上处理的紧急事务,其中有些不过是轻松一下。然而不久之后,只要 Michael 能够连上网,就会开始每隔 30 分钟强迫性地刷新一次收件箱,之后发展成每隔 5 分钟刷新一次,甚至最后成了 2 分钟刷新一次。没错,不用多长时间,Michael 就成为了那只患上强迫症的鸽子。

  我们是否应该指责 Michael 将自己宝贵的时间都花在了不停按刷新按钮上呢?当然,你大可以说他自控力太差,并且选择了一种以电子邮件交流作为重要工作形式的职位。

  那我再问一次,你觉得在斯金纳研究大脑的开创性试验中,那些不停啄盒子以求得到谷物的鸽子们是否应该被指责呢?到底谁该为鸽子们这种强迫性行为负责,是实验环境,还是鸽子自身,或者是设计了盒子实验的斯金纳本人?

  你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上钩

  到 2015 年,将互联网描述为人们注意力分散的罪魁祸首已经属于陈腔滥调,我们现在应该来谈谈数字生活是如何让人们上瘾并且形成强迫症。在这个讨论中我们会提到人们网络生活中的基本配备与常用 App——电子邮件、Facebook、Netflix 以及 Twitter,并将它们的成瘾性与冰毒及老虎机进行比较。

  自 1996 年以来,心理学家就一直在讨论网络成瘾的可能性,那时候主流浏览器 IE 刚刚问世 3 年。但是关于如何诊断网络成瘾的讨论一直没有形成共识,甚至学界都没有完全统一看法关于网络成瘾是否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心理问题。判断一个人是否网络成瘾的标准大相径庭,毕竟互联网不像海洛因,它不会直接将你杀死,因此网络成瘾也不会有特别明显的表现。此外,人们也很难厘清一般的网络使用成瘾与网上色情及在线赌博成瘾之间的关系。

  在很多情况下网络成瘾只反映出了特别极端的案例,它们并没有包含进去广泛的网络使用场景。比如说当人们对那些痴迷网络的网虫开玩笑时,或者是谈论自己对 Tumblr 与 Facebook 不可自拔的时候,都没有意识到这些都是网络成瘾的一部分。

  然而对于数百万使用者来说,互联网已经让他们陷入了强迫症的状态。有批评者指责这是互联网本身属性造成的,还指责说这都是因为用户自身的意志力薄弱。这些批评都是毫无意义的。互联网不是一种预先设置好的使用体验,它是一个互相连接的系统与协议,使用全球计算机网络并不会必然导致强迫行为。

  指责用户个人的不自制也是不严谨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人们确实要为自己的网络成瘾行为负责,但是更重要的是意识到有许多网站和应用就是为了引起你强迫症一般的使用行为而专门精心设计的。

  少数科技公司已经决定了我们大多数人日常使用网络的基础行为。这些公司大多需要依靠获取用户注意力,并将其转化为页面浏览量和点击率来赚钱。他们将自己未来赚钱的期望寄托在培养用户的使用习惯上,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关注。成功的互联网公司会专门组建团队去收集大量的用户个性化数据,并且以此去创造出能够牢牢抓住用户的产品。

  ‘用户确实需要加强自己的意志力与自控力,这对于自身肯定是极好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承认这不是用户自身的意志力就能解决的问题,’Tristan Harris 在 Google 的工作是关于如何在产品设计中体现道德,他发表意见的时候并不是站在公司的立场。Harris 告诉我在科技巨头企业中都拥有众多极其聪明毕业于顶尖名校的的统计学家与计算机科学家,他们的工作就是瓦解你的意志力。简而言之,让用户与这帮天才进行对抗不是一个公平的战斗。

  我们为何沉迷网络不可自拔?

互联网产品如何做到让你欲罢不能?

  硅谷创业顾问 Eyal 总结了 Facebook 与 Pinterest 让用户成瘾的方法,这些公司的目标就是让用户进入一个无限循环之中,欲罢不能。那么这些公司是如何通过屏幕上的数行代码就实现了对于用户的行为控制呢?这里面有一个简单的四步走模型。

  以 Facebook 的信息流为例,前两步是非常明确的——你遇到了一个触发器(提示你向下滚动或者信息摘要),得到了一个采取行动的机会(你向下滑动刷出更多信息)。最为要紧的是,在设计中用户采取行动后得到的结果应该是不可预测的(你不知道会刷出什么大新闻),能得到何种满足是充满变数的,这样用户才会在不停地刷屏中充满期待。在 Facebook 的信息流中,你可能会刷出一段令人心情好的萌猫视频,也可能会看到一个讨人厌的熟人发的新帖子。

  在 Eyal 看来,最后一步就是要让用户有做出某种互动行为投入其中的机会,可以是点赞或是发表评论。这种互动投入应该可以逐渐累积,直到用户陷入这种‘刷新-互动’的循环当中,不停地想要通过自己的使用行为得到心理满足。这时候,你就已经上钩了。

  与斯金纳实验中的鸽子一样,不确定的奖励反馈会诱发强迫性的行为。赌博行业这么多年来一直深谙这种心理操控技巧,连斯金纳本人都承认,将这一实验结果在实践中运用得最为淋漓尽致的就是赌场里面的老虎机。

  纽约大学人机交互专家 Natasha Schüll 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发现赌博成瘾与网络成瘾有着本质的区别。人们一直认为沉迷赌博的赌徒最关心的是自己能不能将钱赢回来,但是根据 Schüll 的研究,进入强迫状态的赌徒处于一个意识恍惚的机械行为状态中。在机械重复的赌博过程中,人对于时间、空间以及个人身份的认知都完全模糊了。

  赌博成瘾与沉迷网络当然是不一样的。在前者中,你为了不确定的回报投入越多的时间,失去的金钱就越多,而对于根植于注意力经济中的科技公司而言,你为了不确定的回报在网络使用上花费越多时间,他们就越能从广告中赚到更多的钱。虽然人们总是误以为互联网会使人分心,其实当你神经兮兮地不停刷新邮箱与 Facebook 时,当你沉迷在糖果粉碎传奇游戏中时,你其实处于一种特殊的专心致志状态下,一门心思就在追求从网络使用中获得心灵上的回报。

  我们总是会指责是那些网络成瘾者本身有问题,但是 Schüll 却为他们抱不平:‘各种互联网产品应用的设计其实是很狡猾的,它们的目标就是获取你的注意力,然后再推卸责任将你沉迷其中的原因归咎于意志力薄弱。’换句话说,你不能指责说网络成瘾者是咎由自取。我们上网不是为了沉沦,而是想要娱乐自身,与别人沟通交流,获得信息。有时候难免在做这些事情的过程中分心,而科技公司十分擅长制造机会让你分心——拿走我们想要的东西,塞给我一些不相干的东西。你本想刷 10 分钟 Facebook 对于新信息有个大致了解,往往是一刷就不知不觉过去了半小时。

  讲好听点,这就是普通网络用户与试图瓦解他们意志力的专业工程师之间的权利不平衡,讲难听点这其实就是强制用户为他们创造广告利润。研究赌博对于我们理解网络成瘾很有帮助,它提供了一个可怕的教训:精心设置的机器能让人不可抑止地产生获取好处的冲动。一旦将这个机制运用于互联网产品的设计中,从道德上来说就是有缺憾的。

  理解那些为了获利而出现的精心设计

互联网产品如何做到让你欲罢不能?

  为了理解互联网的盈利模式,你可以将互联网想象成一个无线扩展的图书馆。每一篇文章、每一个应用、每一个网页、每一个游戏都是图书馆其中的一个房间,每当你打开一个链接进入一个新的网页,就等于是走入了一个房间。

  如果你想要从中赚钱,你首先应该在房间里面销售产品。也许是一篇出色的新闻报道,也许是一个好玩的游戏或者炒菜秘方,还有可能是一个能将你传输到另一个房间的项目。在这种模式里,互联网提供了一种简单直白的赚钱逻辑。随着时间的推移,除了从每个房间出售的产品中获利,科技公司开始从每一扇门上套现。他们为进入房间的大门配上了传感器,每一次当你经过就会有人获得报酬。这一方法立即开始被复制,有些人开始往图书馆里添加各种新的门,还有些人干脆就建造了大量装上门内里却空空如也的房间,这种空房间类似于数据的驿站,它们被设计出来的意义就是让尽可能多的人进进出出。

  当人们通过装有广告的门可以使网站赚钱时,有些网站就开始走偏了。表面上网站应该做的是让你进入一个房间专心阅读高质量的文章,但实际上他们期望着你能分心,在通过吸引大量人进入房间再迅速将他们送出去这个过程中网站已经赚得盆满钵满,不管是把你送到一个广告页面还是让你去看另一篇文章,都是有利可图的,这时候谁还在乎房间里文章的好坏呢?

  事实也是如此,科技作家 Farhad Manjoo 与 Chartbeat 在追踪了网上阅读者的行为之后,发现有 38% 的人在打开一篇文章后根本没有进行阅读,不足 25% 的人打开一篇文章会从头读到尾,还有 5% 的人看了一眼标题就离开了。Manjoo 不由得感叹人们现在似乎已经进入了一个略读时代,而最让人吃惊的还不是这些数字,而是这种浮躁的阅读体验正是互联网企业为了盈利而想要追求的。

  有可能做到有效使用网络却不至于成瘾吗?

互联网产品如何做到让你欲罢不能?

  现在已经有某些技术可以帮助人们提高自控力。比如说有些应用可以允许你禁止打开那些让人流连忘返的网站,有些应用可以让你为自己设置 Facebook 的使用时间,定时关闭,还有些应用可以在你想要静静工作时将那些系统通知全部暂时转移到后台。不少生产力工具型应用能够帮助用户追踪自己的在线访问行为,通过分析改进减少工作中的分心。

  Time Well Spent 是一个帮助人们有效利用上网时间的应用,其创始人 Harris 将传统网站比喻为传统的工业化食品,选择有限且大部分有毒,不是高油高糖,就是打满农药。他希望能够开发一种工具让人们在上网时可以像食用健康的有机食品一般。Harris 甚至希望政府能够给网站提供‘有机’认证,让网站证明自身是有益于用户而不是引诱他们沉沦的。

  这个比喻虽然听上去很精妙,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提高食品工业的安全保障选择更多,有机食品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且还可以由政府对于食品工业进行监管。而回到有效使用网络这一问题上就完全不是一回事了,即便有可用的工具,也需要用户花费一定的精力并具有相当的专业知识去辅助。很多提高网络使用效率的生产力工具型应用覆盖人群都相当狭窄,主要用户是那些具有专业技术背景的人,甚至可以达到三分之二用户都是软件开发者。

  而提到政府监管网络,这听上去就更可怕了,尤其是对于那些随着近 20 年互联网发展而成长起来的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人们来说。我们对于政府出面调解网络技术十分抵触,这是可以理解的。一方面我们通常认为网络成瘾是用户个体强迫行为或者网络产品内在运行机制导致的,而不是处于科技公司战略角度被设计出来的上瘾体验;另一方面,针对未成年人用户,我们更倾向于由家长来监督他们的网络使用。

  在这种情况下,网络使用监管所出现的形式就不具有特别大的侵入性或者戏剧性,它只不过是给予用户更多的控制权去掌握自己的在线使用体验。

  三种让人不至于网络成瘾的改进方向

  首先,我们可以要求主流的社交媒体、游戏网站、电子邮件供应商以及智能手机制造商提供可由用户自行操作的限制分心的设置,这样用户就可以控制自己的使用体验,限制某些容易沉迷其中的功能。

  当然更好的方式可能是完全禁止那些会诱发用户强迫行为的某些特性,比如无限滚动与下拉刷新。像 Facebook 以及 Twitter 这样的网站会不断自动更新页面内容,除非你不停地往下刷,否则就看不到最底部信息。类似的,Tinder 也支持你向左向右无限地划来划去,YouTube 以及 Netflix 这些视频网站都会自动加载下一个视频。

  对于互联网公司来说这种特性好处多多,可以将用户牢牢吸引。但是这种无限下拉刷新的功能对于用户来说并没有多少好处,它的存在几乎完全绕过了自控力的范围。

  其次就要提到外部监管了,网站应当设计防沉迷系统,对于已经出现强迫症状的用户提出警告。虽然网络成瘾很难清晰定义,但是 Facebook 等网站确实能够清楚地知道哪些使用行为已经趋于病态。Facebook 与 Twitter 知道你每天查看了多少次页面,花费了多少时间,游戏公司也知道你使用了多少次游戏当中的免费局数。如果这些公司想要在防沉迷上做些改进是完全可行的,只要他们自己愿意。我们应该促使网站对于那些明显可能会诱发心理问题的使用行为进行提醒。

  第三种选择属于温和的反馈,在这个模式中,网站或者浏览器需要包括那些有助于用户监控自己使用行为的工具——在网站上花费了多少时间,一天中访问几次及其他可量化指标。网站甚至可以允许用户为自己设置界限:如果我今天刷 Twitter 超过了一小时,就请将我的账户锁定。

  互联网公司会通过上述三种途径缓解网络成瘾问题吗?我觉得至少在美国是不太可能。因为美国是出了名的不愿意对科技公司进行过多管束。不过有时候即便在现实中做不到,讨论一下管束的必要与方法也是很重要的,这至少让人们对于问题有进一步的了解。

  在任何一段关系中,双方权力都应该是平衡的,但是如今的网络明显是偏向设计者一方。难道你真的愿意让自己像斯金纳实验中的鸽子一样,为了不值一提的事情耗费自己的注意力吗?

  文章来源:aeon,TECH2IPO / 创见 陈铮 编译,首发于创见科技(http://tech2ipo.com/),转载请注明出处。

互联网产品如何做到让你欲罢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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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头做一个音乐流媒体服务,还有人用吗

这年头做一个音乐流媒体服务,还有人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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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书航

一直关注本专栏的朋友可能会觉得这标题似曾相识,因为我曾经用同样的句式,为大家介绍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24小时网络新闻台CBSN。但是跟上次不同,这次我要介绍的并不是一个成功案例——至少在现阶段它看上去是失败的。

牛逼闪闪的开场

事情要从一条推特消息说起。著名人民艺术家侃爷(Kanye West)2月15日斩钉截铁地表示,他的新专辑“绝对,绝对,绝对不会”出现在iTunes,或者Apple Music上面——也不会上架Spotify,或者其他任何音乐服务。

侃爷在科技创业方面一向特立独行,他在twitter上面向扎克伯格和谷歌掌门人佩奇寻求融资,并且被回呛“如果你想找facebook老板要钱,就不要在Twitter上面说。”这被科技界传为笑谈。但是这并不是唯一体现侃爷不走寻常路的例子。

侃爷的本业是写歌和唱歌,他的最新专辑《帕布罗的一生(The Life Of Pablo)》在他同为音乐人的好友Jay-Z收购的无损音乐流媒体Tidal上面首发。当侃爷号召粉丝们下载Tidal客户端以保证第一时间听到首发版本的时候,很多人都照办了,以至于Tidal一度跃升至苹果App Store收费排行榜的第一名。

截至今年2月,Apple Music 大概拥有1100万用户,Spotify拥有大概一亿个用户,其他的服务更是数不胜数。要完全抛弃所有这些其他服务的使用者,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有趣的是他宣布了还有一个未完待续的计划:另外两名饶舌歌手 Kendrick Lamar 和 Young Thug 也宣布他们的新专辑将会在Tidal这个新平台上首发。所以3个人的新歌曲,加起来一共有80首歌,将会只在这个平台上看到。

苹果不属于传统音乐产业链的一部分,所以跟音乐人之间的关系也并不是亲密无间的。Apple Music 刚推出的时候,泰勒·斯威夫特就因为分成问题短暂的撤下自己的专辑。不过后来苹果想办法说服她回来了。但是侃爷的情形很显然是不一样的,他是想给哥们儿两肋插刀,苹果就很难劝阻,只能静观其变。

今年1月,Tidal还先于其他服务数日播放了蕾哈娜的《Anti》专辑,吸引100万用户订阅该服务的试用版。有这么多朋友帮忙,看起来Tidal的前途简直是一片光明。

可是在随后出现的事情更加具有戏剧性,因为《帕布罗的一生》在Tidal上独占的日期,好像并没有超过48小时。

来自盗版的嘲讽

在侃爷2月为了推广Tidal发布的多条豪情万丈的推特消息当中,有一条是这样说的:“如果有人想要用艺术改变世界,但分发过程却限制了这一进程,这很讽刺。我就是要用我的艺术改变世界的,而我只想要服务更多人。”

很显然,侃爷的粉丝们也是同样认为的。如果Tidal这个分发服务不能达到大家的期望,那么他们就会用自己的办法,让更多的人都能听到这些改变世界的歌曲。

在首发10天之内,侃爷的专辑被收听了2.5亿次,这是相当惊人的数字。但是这些大量的流量背后,却反映出了Tidal的青涩,它运维方面的漏洞。服务器问题导致支付失败,收款却听不到歌曲,或者是信用卡被两次扣费等等。Tidal不得不给粉丝们发邮件来解释问题,提供退款。

可能部分由于人们对平台的不满,《帕布罗的一生》专辑发布后一天多,已经爬升至著名的盗版网站海盗湾下载排行榜前列,盗版文件48小时内已经被下载了50万次。

美国法律之前很早就已经声明,在自己的电脑上翻录光盘并且自己收听,只要不传播,就是合法行为。所以苹果iTunes在很久以前就推出了没有DRM版权保护功能的歌曲。歌曲获取的便利性,也使得盗版似乎已经成为了前尘往事。但是,一旦当某些专辑并不那么容易获得的时候,盗版会马上死灰复燃,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很不幸,因为Tidal太不争气,《帕布罗的一生》就是这样的一张不那么容易获得的专辑。

最主要的一点是,如果粉丝们觉得他们对侃爷有亏欠,他们仍然可以在稍后注册Tidal并且补充付费;但是他们有权选择不在这个体验不好,或者和自己原本收听习惯不兼容的音乐平台上收听。侃爷给足了Jay-Z面子,同样,粉丝们也给足了侃爷面子,但最终结果和侃爷他们预想的产生了微妙的偏差。

胳膊拧不过大腿

这张命运多舛的专辑的最新消息,是它不再是Tidal的独占唱片了。侃爷对于他的最新专辑改变了很多次主意,现在已经把它上架了Spotify, Apple Music, 以及 Google Play Music。

此时此刻更值得人们玩味的是,出品Tidal的歌手,也是侃爷的朋友Jay-Z,正起诉卖给他Tidal的上家,说他们在签订合约的时候,卖家故意摊薄了服务订阅者的数量,让他付出了虚高的价格。

Jay Z一年多以前斥资5600万美元收购Tidal。但收购完成后,Tidal始终受困于管理和营销问题。他们在去年12月任命了9个月内的第3名CEO,炒掉了COO和CFO。

去年10月 Jay Z 会见三星高管,外界猜测双方将展开收购谈判。但三星否认收购Tidal。三星本身两年前推出了与Pandora类似的Milk Music,但现已关闭。

至今人们也不清楚为什么侃爷会改变独家发售的主意:也许他是看到听众流失到盗版而痛心,也许他是受制于自己的投资方身不由己,也许他只是看到哪里有热度就往哪里去,赚足了大家的眼球。我们可能永远不会知道真正的原因。

不过目前在美国区苹果应用商店当中,Tidal在通俗音乐应用分类当中排名第四,在全部音乐分类当中进入前20,在所有的应用中排名第55——感觉战绩还是不错的。即使侃爷收回成命,对哥们也算是仁至义尽了。

Tidal目前为止的所有遭遇只是再一次证明,打铁还需自身硬,当无法阻挡的滚滚洪流前来的时候,自己没做好准备,那就别怪机会白白溜走了。

这年头做一个音乐流媒体服务,还有人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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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领了字母表的Google到底在干什么?

占领了字母表的Google到底在干什么?

文/李智勇 (公众号:zuomoshi)

Google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神奇的公司,Facebook虽然也天马星空的做事情,但论程度其疯狂程度其实远逊于Google。Google聚集了这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单纯的说这些人是神经病肯定是不合适的,所以必然有种内在脉络支撑着Google今天做这件事情,明天做那件事情。

Google在干什么?

地球上最为激进的科技公司Google近来对自己进行了重组,总公司的名字现在改成了Alphabet(字母表),字母表上的各种公司五花八门,不用心思考完全不理解这公司在干什么,唯有回到人工智能可能对未来产生的巨大影响上才能更好的理解字母表公司的初衷。

现在字母表上的公司和产品如下:

A – Android / AdSense / Analytics / Ara / AdMob / Alerts

B – Blogger / Boston Dynamics / Books

C – Calico / Cardboard / Capital / Contact lenses

D – Drive / DeepMind / Design / DoubleClick

E – Earth / Express

F – Fiber / Fi / Flights / FeedBurner / Firebase / Finance

G – Google (duh) / Gmail / Glass / Groups

H – Hangouts

I – Images / Ingress / Inbox / Invite Media

J – Jump

K – Keep

L – Local / Loon

M – Maps / My Business / Makani

N – Nexus / News / Now / Nest

O – Offers

P – Plus / Play / Photos / Picasa / Pixate / Patents

Q – [Nexus] Q

R – Refine / reCaptcha

S – Search / Self-driving car / Shopping / SageTV / Stackdriver / Skybox / Skia / Scholar

T – Translate / Tango

U – URL shortener

V – Voice / Ventures / VirusTotal / Video

W – Wear / Wallet / Web Toolkit / Wing

X – Google X labs

Y – YouTube

Z – Project Zero / Zagat

这里面除了一般很容易理解的各种软件产品项目比如Android、Gmail、Youtube、Blogger、Search等之外,特别让人意外的有Calico(医疗)、Nest(智能家居)、Self-driving car(自动驾驶)、Boston Dynamics(机器人),收购这些公司上基本都投入非常巨大,动辄数亿美元,但正常来讲不太能看到它们的相关性,机器人和医疗确实也八竿子打不着,好多公司如波士顿动力这种更是短期内不太能看到商品化的可能。Google这种公司聚集了地球上几乎是最最聪明的一波人,个别的公司也许是因为一时冲动,但整体上毫无条理的做事情可能性几乎没有,那它到底是想干什么?

这要切换到人工智能的视角。我们来想象下,假如我们真的打造了一个超级大脑,这个超级大脑在应用上会有差别,可能体现为AlphaGo与人类下围棋,也可能体现为自动驾驶汽车等,但在算法、数据、基础设施上其实依赖于很相似的东西,并且这种超级大脑的智能程度呈现出显然的数据驱动特征 — 数据越多,智能程度越厉害。这个时候再假设这公司的领导者们是一群野心勃勃的人,过去也曾经从这种野心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那这群人可能会做什么?

他们首先会利用自己的数据和基础设施优势让智能达到别人无法达到的程度,接下来会让这种智能体现在尽可能多的用户产品中,一旦如此,那他们就可以源源不断的获得第一手的数据,这些数据反过来再来提升智能的程度。这是一个正反馈,如果地球上最后只还有一家公司,那很可能是这家公司。因为只要上述正反馈持续下去,那这各公司的业务几乎可以遍及各个领域。又因为这个公司的业务是超级智能驱动,往往就可以获得极高的边际利润,那它确实可以用投资和收购做非常多的事情。

从这个视角来理解Google,那它的很多行为就变的更合乎逻辑一些。字母表中的很多公司和产品也就大多能找到自己的位置。比如它放热气球上天,那是让更多人上网,好能接入更多的终端设备;4亿美元收购DeepMind那是因为想购入天才团队,增强大脑的力量;32亿美元收购Nest那是因为家庭中需要一种中枢来系统了解各种数据;无人驾驶则是因为人类只有这么几个典型高频使用的终端,手机之外就是汽车;医药公司则可以看成是把超级大脑向医疗这个利润丰厚行业进行降落的一种尝试。

2016年3月爆出Google母公司Alphabet要出售波士顿动力的消息,网传这有多重原因比如:波士顿动力的成员不愿意接受公司的安排并入其它团队,公关团队觉得人形机器人有点吓人等。比较理性的分析则认为主要原因是Alphabet认为人形机器人这事有点早,至少还得10年才可能商用化。很多人根据后一点认为刚凭借AlphaGo赢了李世石而大出风头的DeepMind没准也危险了,因为这公司也看不到什么产出。但如果理解上面的思路,那就会发现,更可能的是Alphabet会根据端的成熟期来调整端上的业务布局,比如Nest、机器人、医疗项目、甚至无人驾驶汽车,但不太可能对做大脑那部分动什么手脚。因为大脑那部分是树根,根基不固整个大厦都可能会动摇。

少数人的游戏

理解了Alphabet的故事后,我们会很悲哀的发现智能驱动的产品是少数人玩的游戏,这和互联网乃至曾经的软件开发完全不同。

到现在为止中国IT行业历经三次变革:一次是因为电脑的普及,软件的兴起;一次是因为PC互联网的兴起;最后一次则是因为移动互联网的兴起。每次的主角不一样,登场的方式也不一样。

第一代软件英雄们大多是单打独斗,现在那一代人大多已经让出了舞台的中央位置。求伯君先生可以说是比较能代表那个时代的程序员,他几乎是一个人完成了DOS下的WPS。

求伯君先生的编程水平应该是极度高超的,这从小米CEO雷军先生的回忆上看出来:

1990年初,我在一个朋友那用了WPS汉卡,当时就被震住了。界面易用美观,更强的是打印结果可以先模拟显示出来。署名是香港金山公司求伯君,觉得这个“香港”软件写得真好。

那时候开发出一款获得广泛认同的产品就可以开创一番事业,在那个时代里,太多的人重复了这个故事,求伯君的WPS,王江民的KV300,鲍岳桥的UCDOS等等。

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来了后故事略有不同,这工作开始于门户,但终结于BAT,当然这个行业带来的机会中有着一个巨大的长尾,所以很多创业型的小项目一样可以获得不错的成功,比如天气、万年历、小说、送餐、点评、打车、美甲、地图、家政、送水果等等。

在过去这两波浪潮里,开发出一款产品时也有技术门槛,但这门槛并不太高,尤其在各种平台和工具成熟之后,所以才有那么多团队能陆续开发出那么多比较成功的App。所以基本上可以认为软件时代、互联网时代和移动互联网是创意、运营、模式这些东西驱动的,而非技术驱动的。做这种产品也会考验技术能力,比如怎么处理多用户并发的问题,但门槛并不会高到让人望而生畏,至少在用户数由少变多的过程中还有一个成长的机会。也正因此,它需要的资本量也没那么大,不用太多的钱就可以启动一个App的开发,只要把用户数做上去那就可以获得后续不断的融资。可以讲这基本上这是属于大众的浪潮。

但智能型的软件就麻烦很多,真想自己弄上来就要算法、数据、GPU。即使是Google等把这开源了,但想驾驭那些框架也需要理解机器学习的人,否则你没法针对垂直领域优化,而数据和GPU则会很耗钱。一个直接的后果是很多传统的程序员搞不定这个行当,这无疑就树立了一个很高的门槛,但更讨厌的事情是智能本身往往不能直接创造太大价值,还要想办法落地。纯粹的把人工智能在软件上进行落地,即使是Google Photos也还不能算是非常成功,这也就意味着智能的落地往往需要整合软硬件。这并不难理解,单纯的做个聊天的程序如小冰就是没有整合到系统中的Siri或者Google Now用户价值大,虽然前者获取用户上会有一定优势。

一旦需要把智能整合到硬件里事情就变复杂了,需要有人搞操作系统,有人搞工业设计,可能还需要人搞声学,最后还需要搞定供应链。即使所有这些都搞定了,还不一定能卖出去。

如果真想做那种四处乱跑的机器人,那就还要更麻烦,因为你要比较清晰的感知环境,并进行分析处理,还要处理机械部分,让关节能够很好的减速并能用很多次。

智能产品的门槛就这样一步步垒高,每抬高一步,就过滤掉一部分人。我们不能否认极少的天才人物一个人就可以搞定很多事情,但是这不改变智能的时代只给少数人机会这一现实。国内过去这些年成长性比较好的公司,主要靠的并非技术而是对时机的把握、运营的强悍、产品细节的追求、网络效应等,但这些公司估计适应不了这种新游戏规则。这就好比清朝的状元本来擅长的是诗词歌赋,突然你让他经商,让他学会用互联网思维思考,那他估计是搞不定的。

所以说虽然智能的浪潮一样轰轰烈烈,但这注定是场少数人的游戏。有几个人创业可以开发一款App产品,又有几个人创业可以开发一款智能汽车!

在人工智能高度成熟,重构了生产方式后,个人生产一辆汽车其实是可能的,但那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

小结

事情在变得越来越有意思,因为一方面人工智能在摧毁可见的各种岗位,一方面这是一场少数人的游戏。与此同时如果科技的发展反倒让越来越多的人陷入贫穷,那就更加的滑稽。我们的社会究竟会走向哪里?

订阅号:zuomoshi(琢磨事)

占领了字母表的Google到底在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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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iPhone用户去年人均花费35美元购买应用

美国iPhone用户去年人均花费35美元购买应用

  新浪科技讯 北京时间3月29日早间消息,市场研究公司Sensor Tower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iPhone用户2015年平均花费35美元购买应用。其中25美元用于购买游戏,占比达到71%。

  这些数据源自去年1.1亿部活跃的iPhone数据,以及市场研究公司Consumer Intelligence Research Partners提供的数据。令人惊讶的是,游戏花费远远高于排名第二的应用类别。

  平均而言,美国iPhone用户去年人均花费25美元购买应用,而音乐虽然排名第二,但却仅为3.4美元,不到游戏的六分之一。

  社交网络、娱乐和生活方式也都位居前五,人均花费分别为1.8美元、1美元和0.4美元。剩余的6.8美元花费在另外18个类别中。其中,健康和健身应用人均花费最多,达到0.35美元,花费最少的仅为0.01美元。上述数字是应用开发商获得的净收入,因此已经去掉了苹果抽取的30%分成。

  美国iPhone用户去年平均每人下载10.5个游戏,达到图片或视频应用平均下载量的两倍多,后者排名第二,人均下载量为3.4个。

  社交网络排名第三,人均下载量为3.3个,而娱乐和生活方式也都跻身前五,人均下载量分别为2.7和2.3个。剩余18类应用中,最多的人均下载量为2.2个,最少的仅为0.17个。

  Sensor Tower估计,每次游戏安装的平均收入为2.43美元。(鼎宏)